一个家庭，如果丈夫无视妻儿的存在，靠编织谎言来掩盖其常常彻夜不归的真相，那可是个危险的信号。

　　我与F都是按政策顶替返城的知青，回沪工作不久便结婚了，当时他在集体所有制下属的一家公司任职，收入略低于我，我们白手起家，生活清贫却不乏温馨。若干年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他辞职下海，任一家商贸公司的经理。那时为改善居住条件，F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尽管忙，却不忘为人夫为人父的职责，星期天赔上半天时间，辅导儿子学习，检查作业，带他出去逛逛。辛勤的付出在十年之后终于有了回报，当我们一家三口告别陋室搬进商品房时，我打心眼里感激他。

　　房子大了却“容纳”不下他了。在以后的日子里，F在外出差的频率越来越高，没有了节假日，家的概念也随之淡薄，与妻儿之间变得陌生起来，与儿子一星期难得有机会说上一句话，偶尔呆在家里如坐针毡，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到后来有了车子更是不见其影子。我们母子过着像是单亲家庭的生活，而他却潇洒得像个快乐的单身汉，深更半夜难觅他的踪影，隔三差五以“出差”为由，堂而皇之几天不回家。当我对他的行踪表示怀疑时，他便赌咒发誓百般抵赖，或串通亲朋避重就轻作些伪证。接着不假思索给我算起帐：“假如有三十家客户，而我每天只应酬一家，对他们来说一个月才轮到一次”。我真不明白，市场经济的繁荣还会让客户们抽签排队？

　　法律是注重证据的。我一面积极寻找各种蛛丝马迹，一面耐心等待使F失魂落魄的“客户”出现。而他仍我行我素，继续冒天下之大不韪，只是时而疯狂，时而收敛。半年后，一个比他小二十岁的K女想在坐台行当中淘金。K女自以为有人收养即找到了归宿，继尔想上台阶争名分。在数次与F交涉无果情况下发难了，告发了F一年前已把她带出K房，秘密圈养，独自享用并有堕胎史的事实。事发后，当时F不知是出于有所醒悟还是顾及面子及其他原因，曾跪在我面前，任我抽打两记耳光，只求能原谅他的过错，希望给他时间和机会。F后来坦言，一年多前因经常光顾一家KTV包房，在那里结识了毫无品位的三陪女并圈养了她，为了作补偿，投资她学财会学美容，奢望一旦有“潘玉良”式的人物再现，也不枉他的一番良苦用心。后来在争吵中，F更是恬不知耻，大言不惭地说：一代伟人也有私生活。言外之意，不是他伤风败俗，是他艳福不浅。

　　两个月后，F在一次车祸中断了腿腓骨，女同伴们都劝我说人在落难的时候最记情。在医院治疗的半个多月里，我既往不咎，从不间断地照顾他，出院后又悉心照料。这时的K女像无头苍蝇，几次三番厚颜无耻上门挑衅，我倒像成了“第三者”，K女在众目睽睽下胡搅蛮缠耍泼辣，为讨说法以寻死觅活要挟，几次惊动了警方。F拗不过K女死皮赖脸的纠缠，看他那既要保红旗，又不忍扔彩旗的模样，我终于明白了，真心并不都能换回真情。

　　作为有正常思维和行为能力的这对男女，当初在打算付出之前，想必也经过了深思熟虑，具备了承受代价的心理准备，这对可作父女之称的情人，昔日花前月下昏暗狂烈的感觉已被逐步升级的吵骂声取代。不久后的一天，K女找回了久违的感觉大发淫威，作为堂堂经理的F也绝对远离平时刻意模仿的儒家风范，他们大打出手，在大街上演起了全武行。事后，K女及其帮凶被刑事拘留一个月，F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破了相。

　　不久前，我理智地回绝了包括F派遣来的所有好心说客，对他，在时间和道义上我可以扪心无愧地说已做到了仁至义尽。鉴于我与他之间在伦理道德上存在的分歧，为了做人的尊严和人格的完整，终于友好地办理了离婚协议，因为我不愿让这失败的婚姻继续下去。

　　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