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就是广州人的咖啡。我曾经不止一次地目睹广州人在服务生替他的咖啡续杯时，伸出并拢的食指和中指礼貌地敲敲桌面。

　　然而，喝咖啡和咖啡馆却不可混为一谈。一个人若只在家里喝咖啡，在办公室喝，在飞机上喝，却甚少在咖啡馆露面，或者他生活的城市甚少有咖啡馆能让他不时地泡上一泡，那么，此人和咖啡之间的关系便不完美，就像一个自称信上帝的人，星期天却从不上教堂。

　　尽管广州人每天也把深褐色的液体一杯接一杯地往嘴里灌，但是，咖啡馆却永远无法为茶楼和茶馆所代替，因为咖啡馆不只是一个喝咖啡的地方。当然，咖啡馆和茶楼也有相似之功能，聊天，打屁，发呆，不一而足。只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咖啡馆就跟开明、优雅、浪漫等字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老舍先生的那所茶馆，也一度要被改造成咖啡馆、并且增设做FrenchMaid打扮的女招待小丁宝一名。除了小刘麻子的叵测用心，主要还是风尚所趋。

　　此外我们还知道，18世纪以来种种伟大而高深的主义，都是在咖啡馆里煮出来的。月前在北京某周刊读到一篇文章，作者讲自己在巴黎逛咖啡馆的经历。咖啡煮得如何，没怎么交代，重点是“一屁股坐在了萨特曾经坐过的椅子上”。这使我万分沮丧，别说咖啡馆，就连喝惯了的速溶咖啡也懒得碰。同样的感受以前有过一次，高中时，写诗，言必称《荒原》，直到一位老伯伯不经意地告诉我说，他以前在伦敦的时候，常与T·Ｓ艾略特喝喝小咖啡的。

　　坐在淮海路的咖啡馆里写毕业论文的潘向黎，也让我这个写了一篇沾染着干炒牛河味道的论文的当年的广州大学生感动不已。我知道这种地方，大概是她做这件酷事的同时，我在我上班的报社设在和平饭店南楼二楼的办事处住过，楼下有一个咖啡馆兼面包房，每天早上，一阵阵咖啡混合著一个世纪的沉年木香，自失修的地板缝隙里袅袅上升，巴罗克地充盈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