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的一切正变得陌生
为什么把《找乐》、《民警故事》和《夏日暖洋洋》称作《我爱北京》三部曲?它们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吗?
这三部电影的拍摄时间覆盖了北京骤变的整个90年代。期间,不论城市外观,社会内部结构还是人的价值观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我曾经熟悉的一切正在变得陌生。我爱过的人正在离我远去。我们经历的是一次失恋的过程。所以我把它们称作《我爱北京》三部曲。在三部影片的创作中,我和人物之间的关系发生着变化。《找乐》在对人同情的同时,也尽可能保持一种对人的理解。《民警故事》里我开始不那么“爱”我的人物了,开始对人物保持理智,开始问自己:“我们怎么了?”到《夏日暖洋洋》时,我发现我身边已经是彻底混乱的人,我对我的人物产生了无限的担忧。
从退休老头、警察,到出租车司机,您关注的似乎一直都是些普通的小人物。当初在这些对象的选择上您是怎么考虑的?
我在选择影片的题材时,主要是寻找一种人生体验,寻找可以表达某种特殊感受的故事,至于这个故事是否发生在普通人身上并不重要。表面上我和《找乐》里的退休戏迷老韩头,《民警故事》里的派出所民警杨国力,以及《夏日暖洋洋》里的出租车司机德子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然而实际上我又确确实实和这些人物有着休戚与共的人生体验,可以说是在一种形而上的意义上的共鸣。我觉得,从普通人身上找到特殊的感受,更能写出今天中国社会的骤变过程。
很多人都评价说您是用“纪录风格”来拍摄城市,并将其溯源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响。您怎么看?
我觉得影响首先是观念上的:不再以理想化的世界观去评判现实。我们在使用“现实主义”这个词时,常常会引起误入歧途的讨论,把对影片的理解都集中在表现手段上。实际上新现实主义最深刻的影响在于它对待真实的态度上的革命性变化。我的影片可能更趋于一种主观的真实,是我眼中的真实。在我看来,我虽然生长在北京,但当我对这座城市怀旧的情感发生动摇的时候,我只能在这座城市里寻找另类感,寻找陌生感。与其说是记录了今天的现实,不如说是表现了这座城市正在让我产生的陌生感。
我注意到您总是在影片中大量使用非专业演员,为什么这样?不喜欢明星吗?
有的影片必须有优秀的演员才能实现,而有的影片只能通过生活中那些特殊的脸来完成——因为他们是不可替换的,只有在真实生活中才具有的独特。
其实,生活中我特别喜欢明星,甚至还有点儿“追星族”。因为我太喜欢他们了,所以我见到明星就有点儿兴奋,一兴奋就显得城府不深,很难给人家成竹在胸的安全感。
您的片子虽然在国外屡屡获奖,深得圈内人的喜欢,却一直没有在更大的范围内被关注,换句话说,您没能征服普通观众,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排除电影市场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谈,“观众”已经变得非常多元。这是个太复杂的群体,我很难把握。我觉得最好不要太清楚“观众”需要什么,因为我不是超市的进货员。有时候,一个作品需要一颗同样敏感的心去体会。真正的观众是不可以征服的。
幽默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谈及您的导演风格,大家总要提及您在意大利的生活。您觉得那段生活到底给自己带来了什么影响?
我是在意大利爱上电影的。上大学前我一直在学小提琴,并且认定将来一定要搞音乐,考上了电影学院也没把电影当回事,经常在宿舍楼里练琴。二年级时,教育部招考公费出国留学生,我考上了,就去了意大利。因为没带小提琴,开始非常不适应,老想回来,整天除了白天上学就是晚上泡酒吧,很无聊。除了在上电影史课时看电影外,连电影院都没进过。有一天听说电影院在放维斯康帝的《威尼斯之死》,讲一个作曲家的故事。我就进去了。当时以我的意大利语水平还看不懂电影,但我是那么强烈地被感动,一口气看了整整三遍。可能因为影片充满了马勒的交响乐,好像我可以通过它来完成那场和音乐没有谈完的恋爱。从那天起,我在意大利的几年留学生活几乎是天天泡电影院完成的。
除了维斯康帝,还有哪些导演是你比较喜欢的?
我和我喜欢的导演之间是一种宗教关系。只要有机会,我一定要去看这个导演的全部影片。我喜欢的西方导演有卓别林、威尔斯、费里尼、德西卡、塔尔科夫斯基、维果、雷诺阿、戈达尔、特吕佛;纪录片导演里我特别推崇佛莱哈迪、伊文思;华人导演里我很崇敬侯孝贤。没有时间看新片的时候,我索性放弃追随层出不穷的新电影,重复观看一部他们的老片子,他们永远让人有新的感动。
真正教我学会拍电影的人是意大利导演贝尔那多·贝多鲁齐,跟他在一起我有机会窥见了拍电影的秘密——镜头后面的一切。
讲起意大利电影,我想起了《美丽人生》的幽默。我发现,在您的几部影片中,也有着这种幽默的影子。
我的第一部电影《有人偏偏爱上我》是个喜剧。但当时我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幽默感,所以一想到要拍一出喜剧,我就想哭。拍摄的时候一点儿兴趣都提不起。记得一天请葛优来演一个理发师,我实在掩饰不住了,就索性跟他说,我不知道该怎么排这场戏,一点儿感觉也没有,求你帮我把戏排完,我再拍。葛优很聪明,人又特别好,我站在那儿,看他不慌不忙地把那场戏排完了。
后来我自己认认真真地选择了陈建功的小说《找乐》。影片第一次对外放映的时候,我发现绝大部分观众是在笑声中度过的,我这才意识到我可能有幽默感。
拿我自己的经历来说,喜剧是可以制作的,幽默可能不行。其实,生活中喜剧很少,但并不乏幽默。幽默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有时候你不想幽默也很难,因为这是你的活法。
您介意别人评价影片时强调您的性别吗?
我在拍摄电影的过程中,被人贬义地强调“女性”居多。影片拍摄完了,大家比较认可的时候,也会听到褒义地称呼“女导演”。坦率地讲,“女性”这个词,褒义地使用我高兴,贬义地使用我反感。有时我会更加地不约束自己,尽情把反感发泄出去,让那些有成见的人加深他们的成见。“有什么大了不起的?”我对自己说,“不就因为我是女的吗?”
现代人有着越来越多的诱惑,走进电影院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少。作为电影导演,会不会有些伤心有些失落?
从我开始当导演的那一天起,我就听到各种关于“电影危机”的说法,真有点儿听烦了。看过一个纪录片片断,讲两个爱斯基摩人在摄氏零下10度的冰天雪地里掉进了冰窟,一个爬上来,浑身冰水徒步几小时找人来营救;另一个始终爬不上来,在冰水里浸泡了四个小时。两个人都活了下来。这是个奇迹。爱斯基摩人有一句话:“即使是在冬季最严寒的冰窟里,如果你想像水是温暖的,它就是温暖的。”(图/仇敏业)(文/杨凡)(城市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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