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建国 江西临川人，1959年生。广东巨星影业公司董事长。

　　80年代在家乡林场放了6年电影，1991年怀揣1000元来到广州。

　　1995年15万起家投拍《广州故事》。

　　1996年创立(民营)巨星影业公司，投拍《广州教父》、《鸦片战争演义》。

　　1997年投拍《反贪风暴》、《康熙微服私访记》(第一、二部)等片，创下广告帖片1.1亿的收入。随后几年陆续投拍《风流才子纪晓岚》、《康熙微服私访记》(第三部)、《审死官》、《猛龙过江》、《格格要出嫁》、《我这一辈子》等影视剧。

　　2000年被媒介评为“十大影视风云人物”之首。

　　座右铭：让人非我弱，得志莫离群。

　　常用名言：拍不好电影，回家种地去。

　　邓建国：我的谋略不只是炒作

　　文/陈海 摄影/范永恒

　　特别的脑瓜

　　邓建国已经是大名人了，这从全国各地媒体对他的爆炒中可以得到见证。现在，他带着一帮人国内国外到处活动，忙得不亦乐乎。作为一个成功的影视制片商人，他每天忙着找好的剧本和导演，和各种各样的“星”们以及未来的“星”们周旋，操纵着成百上千万的买卖，闲暇时还忘不了向媒介推销他的爆料新闻和“绯闻中的女友”。可以说，邓建国的每一个举动都对影视界有着或大或小的影响。

　　走在南中国的任何一条大街上，邓建国这等模样的人肯定不会引起人的注意。倒是有人说了：邓建国有点汉奸味儿，有点坏坏的意思，还有点傻气。但就是这个被人称作“傻瓜邓”的活宝，凭着那颗特别的脑瓜，做出了一件又一件令中国影视圈瞠目结舌的事情，也为自己赚足了大把大把的钞票。这也许是许多人所想不到的。但让人更意想不到的是，如果有一天邓建国失败了，一无所有，他也绝对不会跳楼投江什么的，因为他是邓建国，他有一颗特别的脑瓜，还有一句自己的名言：“拍不好电影，回家种地去。”

　　邓建国实际上是很精明的，甚至可以说是“狡猾”的。市场经济政策的推行给了他一块可以尽情耕耘的田地，“怪才邓”就如一位铆足了劲儿的老农，挥舞着他那把破锄头，在中国的影视圈内东锄西耙，终于开垦出自己的一片新天地。如果评选“中国市场经济的最大受益者”，邓建国肯定在候选之列。对此，谁都不能否认，因为事实就是这样。

　　第一桶金

　　高中毕业后，邓建国到了当时的临川县农场工作。据他说当时他有4种工作：给领导倒水、收发信件报纸、打扫办公室门口的卫生、负责敲钟(上下班敲钟)。这样干了一两年，由于卖力的表现，领导安排他做了电话放映员。

　　电影放映员可是一个好差事，全农场几百双眼睛都盯着它，邓建国凭着自己灵活的脑子得到了它。从此以后，他就认认真真干起了放电影这个行当，这一干就是6年。国内国外的、好看的难看的电影，他都看了个够。每个星期，他都要到二十多里外的城里换拷贝，也交了一些城里的朋友，见的世面也大了。这个时候，他的心有点“蠢蠢欲动”了。

　　这是80年代的中期，改革开放的春风刮得正浓，下海经商成为一种大胆而时髦的标志。某一天邓建国看见报纸上有一个关于科技信息方面的消息，就是利用科技信息在全国建立信息网致富。这对他有些震动。他开始着手准备利用信息网络发财了。借着城里一个朋友的执照，他开始运作他的信息发财梦。这个从小学开始数理化就从来没有及格过的差生邓建国，居然搞开了科学技术开发。

　　1984年开始，邓建国先后在江西临川和九江等地开办科技培训班，开讲蚊香和无尘粉笔制作技术，并和南京、北京的信息公司、报社合作项目开发，短短的一两年内就赚到了二十多万块钱。要知道，那是一个“万元户”受到极力尊重的年代，而那时邓建国是二十个“万元户”都不止了！“那时我真是一个土老冒。”提到这段“光荣历史”，他这样评价自己，“钱多得都不知怎么花，到北京还住着几块钱的地下旅馆。”

　　灵活的脑瓜为他在最不具备优势的科技方面赚到了第一桶金，而他赚到的第二桶金，则是他更不熟悉的影视领域。

　　闯进影视圈

　　1991年，广州城迎来了一位冒冒失失的闯荡者。从此，大街上又多了一位扛着摄影机鬼头鬼脑东张西望的年轻人。这时的邓建国已经把以前的事业全部交给了弟弟，兜里只揣着1000块钱。来到这座现代化的大都市，邓建国又有了一个全新的梦想，那就是——利用他手上那台摄像机(别人给他用做抵债)，拍片子赚钱。

　　就是靠着这台破摄像机，邓建国拍起了专题片，为他后来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邓建国至今都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专业搞影视制作的人，都没有发现拍专题片来钱。他邓建国发现了，这财是非发不可了。果然，几年之内，他就赚到了十几万。

　　1995年，邓建国开始筹拍电影。《广州故事》是他的影视处女作。为了弥补自身文化上的不足，拍摄时邓建国卖尽力气增加所谓“文化味”，并在开机时搞了一个热热闹闹的仪式，结果《广州故事》遭到惨败，让他亏了200万。

　　这个学费邓建国交得很是惨痛。总结教训，他认为主要是没有把握市场的规律，应该在投拍之前进行详尽的市场调研，不能凭自己的个人感觉。他认识到，对于市场的感觉是成功的关键，只有把握住市场才能取胜。

　　1996年，邓建国注册了巨星影业公司。成立之初，他就做出令人吃惊之举：大规模与海内外影视明星签约。像港台的汤镇宗、任达华、温兆伦等都被他签于旗下。其实这时的邓建国是最穷的，他一边笑着付给明星们大把大把的钞票，一边苦着脸四处贩卖自己的影视计划。表面看，他这样做似乎有点荒唐，细一思索，是很有道理的：公司没名，没人与你合作，与明星签约，能造成一种大气势，不愁没人合作。

　　就是这样，邓建国在1996年投拍了《珠江恩仇记》、《广州教父》、《鸦片战争演义》，并在1997年一举创下广告帖片1亿1千万的惊人收入。

　　从1997年开始，邓建国先后投拍了《反贪风暴》、《康熙微服私访记》(第一、二、三部)、《东方母亲》、《美丽人生》、《风流才子纪晓岚》、《猛龙过江》等二十余部影视剧，创造了良好的业绩。

　　成功谋略不只是炒作

　　邓建国是一个奇怪的商人，进入影视圈后，他怪招迭出，一次又一次爆出千奇百怪的爆料新闻。他热衷炒作，为了增强公司的知名度，曾经让一百个下岗工人统一着装，统一标记，在大街上展开宣传(当然最后的效果并不太好)；他投拍电影的宣传费用也往往是别人的十倍二十倍，让人觉着不可思议，但最后往往能奏效；他还爆炒他自己的新闻，或者绯闻，比如他请《还珠格格》的台湾导演孙树培为他执导《风流才子纪晓岚》，并抢走“美在花城”的选手作此剧的女一号，而且闪电般地与之订婚……他还要与冯小刚合作投拍老舍名著《我这一辈子》……邓建国的做法，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商业时代的成功模式:实力加炒作。炒作是邓建国的一贯作法。总结成功，邓建国认为原因不只是炒作，他认为，首先是他很看重朋友，其次是“爱思考”，再就是“玩命工作，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忙起来根本就没有什么休息日”。

　　邓建国说：“我宁愿自己受委屈，也从来不让朋友吃亏。”他从不拖欠员工的工资，也不欠朋友一分钱。实际上，他可以在小利上让人三分，但在大利来到时是绝对毫不含糊的。他可以一边与港台某明星打着百万元的官司，一边与他傻乎乎地谈笑风生，“该怎么说还怎么说。”官司归官司，朋友归朋友，这就是邓建国的过人之处。

　　邓建国“经常琢磨许多事儿”，琢磨来琢磨去，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一些怪怪的创意出来了。他还经常有意制造一些新闻，让人真假难辨，从而成为媒体爆炒的话题；他善于发现问题中的商机，并从中得到赚钱的新路子。当初《还珠格格》红遍荧屏，邓建国脑瓜一激灵，马上决定把《还》剧的导演孙树培拉到自己的旗下。一个电话打到台湾，找到压跟就不认识的孙导，后来就达成了《格格要嫁人》的合作意向。敢想敢做，“没有你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如果上帝存在的话，他就敢叫上帝做他的演员。这是邓建国的又一傻瓜式的谋略。

　　对邓建国来说，工作就是玩儿，玩儿就是工作，玩儿得越傻，越有商机。比如说《风流才子纪晓岚》，就是邓建国在不同的游乐场所，征求了不同女性的意见后决定投拍的，那段时间，每碰见一个稍有品位的女性，他都会傻乎乎地凑上去问：你喜欢看纪晓岚的故事吗？

　　邓建国说他成功的最关键是脑瓜“比较前卫”。这个看起来并不怎么那个的脑瓜，总有许多好像很傻的念头，由此也做出许多傻乎乎的事情，赚了钱更是让人晕乎乎的，不知他到底是怎么赚的。这也许算是应了“大智若愚”这句鬼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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