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燕背景资料：

　　1987年，北京友谊医院护士学校毕业，分配到北京佑安医院，任临床护士。

　　1992年，提升为护士长。

　　1996年，任传染病房(艾滋病病房)护士长。

　　1998年，被聘为卫生部性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1999年，被评为全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先进个人。

　　福燕：在艾滋病人身边的日子

　　文/本刊记者 泓默 摄影/范永恒

　　采访福燕以前，我在心里问了自己两个问题，一是，如果我的朋友得了除艾滋病以外的某种绝症，我会怎样？我觉得像我这样还算有爱心的人，肯定会百般怜惜地去探望，拉着他(她)的手，极温柔地说话。告别后，百分之百还会偷偷抹泪，感叹生命的脆弱；二是，如果我这位朋友很不幸，得的是艾滋病，我还会走到他(她)的床边，拉着他(她)的手，近距离地说话吗？

　　我的心颤抖地犹豫了，第一个反应便是从脊椎蔓延到全身的恐惧。不是没有常识，而是一种本能。

　　这也是我在听说有像福燕这样，专门从事护理艾滋病人工作的人的时候，就急切地想了解的原因。我把采访的地点订在福燕工作的病房，我觉得那里一定很神秘。临去前，家人和同事都千叮万嘱：不要随便碰那里的东西，出门就洗手，肥皂不行，得用专门的消毒水……

　　我突然在脑海里冒出一个假想的福燕：戴着防毒面具，防毒外衣，像个太空人。我见到了福燕，说实话，有点儿失望，她和我们所见过的任何一位“白衣天使”没有任何一点区别。

　　一.福燕也曾有过恐惧，她告诉我，接收第一例艾滋病人前的那顿午饭，她忘了滋味。

　　96年，艾滋病病房成立我就被调过来了，当时还没有病人，我和一名护士暂时待命。那段日子，我也害怕，也是在本能的恐惧中煎熬。因为作为从事艾滋病专业医护人员，危险因素确实存在，我们属于高危人群的第九种，由不得自己不害怕。

　　96年12月，我接到医院通知，下午将有一名艾滋病人从一所综合医院转过来，让我们做好准备。

　　那天中午的午饭吃得是什么，我至今不记得了，肯定是吃了，但是什么滋味，全然不知。心里除了紧张，没有别的感觉，脑子里一片空白，直到听见救护车的笛声。

　　病人是一个很年轻很年轻的小伙子，一直莫名其妙地发烧，等查出艾滋病时，病情已经很严重了。他被担架抬下车的时候，听力和语言功能都出现了障碍，浑身多处褥疮，气若游丝。就在看到那张年轻得有些稚嫩，却苍白得让人心痛的面庞的瞬间，我的恐惧也在顷刻间消失怠尽，像在普通病房救助普通病人一样，配合医生，开始投入工作。

　　我为他翻身、拍背、清洗疮面，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艾滋病人的身体。在按部就班地抢救过程中，我不曾有一丝的恐惧，我觉得他和我以往抢救过的任何一位患者没有什么区别，我只觉得，他病了，他需要我。

　　我想，这位最终还是失去生命的年轻人会永远深深地留在福燕的记忆里，因为他带走了福燕的恐惧。

　　福燕常对后来的护士说：该怕的一定要怕，不该怕的一定不能怕。她们和病人的接触是很频繁的，除了正常的护理，她们还经常和病人一起聚餐、春游，开联欢会，这些是不该怕的；但在具体的护理过程中，病人的血液、体液、精液这些属于传染物的，一定要处理好。比如，处理女病人经期的污染物，给病人打针，都是要十分小心的，懂得自我保护是很必要的。

　　二.每一位艾滋病患者的心都是脆弱的，但福燕说：安抚他们的同时，我们也需要稍稍安抚自己。

　　无可否认，这里是一个特殊的病房，可是，我们却不能制造任何特殊气氛。我们对待他们都尽力表现得像对待普通病人一样，可我们在暗地里却不敢有一丝马虎，必须小心翼翼地观察每一名患者的心理活动。

　　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人，内心十分孤独、恐惧，他们很脆弱，很绝望，几乎每一位患者都想过自杀。他们不同于其他病人，很多人不仅要逃避社会的歧视，还得不到家人的谅解，更不用说照顾和同情。所以，我们充当的角色除了医生、护士，还有亲人、朋友，而后者是他们更需要的。

　　但他们在心理接受我们也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在接受我们之前，他们必须摆脱自己心理的障碍。有时，我们没和他们一起吃饭，他们就会疑心：其实你们还是讨厌我们。有时，哪怕一点疏忽，就会造成患者极度的绝望，因为，无形中，他们已经把我们看成最亲的人。

　　就像一位爱发脾气的老人，如果他心里烦，需要发泄一下时，他会找经常照顾他的人作为对象，我们的病人也是一样。他们心里痛苦，心里害怕，他们也需要发泄。

　　有一回，我们病房装修，需要先给患者换房间，可有一位病重的患者就是不肯搬。我哄他说：装修为谁呀？还不是为了咱们住得舒服些吗？可我好话说尽，他就坚持：我哪也不去，我就死在这儿。我说，你不用管，我替你搬。他就嚷嚷要到院长那告我，可我还是帮他搬了，妥善安排好后，搀扶着他到新病房，他一直忿忿不平，后来还是告到护理部，说护士长对他不好。我理解他因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心里害怕才行为反常，之后，我一如既往地照顾他，直到他走。可当时我觉得很委屈，我们无微不至地呵护他们，不需要回报，不理解也可以，但得到相反的误解，还是觉得挺难受的。

　　我对福燕说：正常和非正常之间是没有公平的。

　　福燕淡然地笑笑，似乎并没有把我的话放在心里。

　　福燕护理过七、八十名艾滋病患者，她能记得每一位病人的模样，我却无法想象她承受的压力。当她神情悲哀地说“我总是在遗憾我不能挽留他们的生命”时，我突然明白，这是一位每天都在和死神挣抢生命的人啊，她怎么会在意自己受的委屈呢？如果在意，她又怎么会成为她的许多患者临终前最感激的人呢？

　　三.等待死神垂钓是残酷的，福燕哭了，可她解释：有时候，我流泪，是酸楚，也是欣慰。

　　有一名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患者在十分绝望时，带着妻子和孩子到很远的地方旅游，想在外结束一家人的生命，可看着可怜的孩子，他不忍下手。回来后，他的妻子送他住院，并常常来看他，可他的兄弟姐妹之间从此不再往来。他常和我聊起家里的事情，表面上说不想他们，可病重的时候，反复提到手足情，心里想得迫切。

　　我背着他给他哥哥打电话，他哥哥开始很为难：我们在工作岗位上干得都不错，可家里出了这种事，外人知道了都得躲。我说我理解，你要是怕呢，就站在他床边上看，不碰他，就和他说说话，他哥哥还是犹豫。后来，我就隔三差五地给他打电话，告诉他他弟弟今天的病情怎么样，说了哪些话，提到你们小时侯的事，心情不错，尤其聊到你们哥俩……

　　我不停地做工作，说，你们来探望，我肯定会保密，你们可以试试。他的兄弟姐妹的疑虑消除后，都来看望过他，而且后来非常关心他每天的病情。

　　这名患者得病前在一家外企工作，后因此病被解雇，医疗费用一下子没有着落了。我和我们主任经过多方奔走，终于在他生命弥留之际，通过有关部门为他解决了一部分医疗费。他去世的前一天下午，他对我说：谢谢你，护士长，我想解决的事情都解决，想实现的愿望都实现了，妻子、孩子不用为我负债，家人不再嫌弃我，我又重温了亲情。

　　因为他特别喜欢鲜花，他的家人就在他的床周围铺满了鲜花，他走得很从容。我和他的家人一起流着泪，可看到他脸上的安详，我心里还有一丝欣慰。

　　福燕由衷地微笑了，我看到了天使的笑容。在面对这种无力挽留的生命即将离去时，福燕让他带走的是对人间美好的记忆。我们还在因惧怕艾滋病而歧视这些不幸的病人，还在因某些误区而谈之色变的时候，福燕已经和艾滋病人朝夕相处了整整4年。

　　四.医院曾经有规定，在艾滋病病房护理半年就可以换工作，福燕坚持：他们需要我，我不走。

　　每个人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都是有所需求的，要么能多挣一些钱，要么图环境舒服，可这些对于我来说都谈不上，我只是觉得在这个病房工作更有意义。

　　别的病房的病人出院，一般都不会再回来，可我们病房的病人基本上还会回来，他们经过相处、了解，消除心理障碍接受了我，和我成为朋友，心理对我产生了依赖。如果他们回来看不见我，又得重新适应新来的医护人员，这过程又很漫长，他们能不能等到障碍再次消除，谁也不知道。

　　我们的患者本身在社会已经受到巨大的压力，他们早已把这里当作家了，回到家里不仅看不到熟悉的面孔，还要猜测新护士会不会接纳他们。这些在生命边缘徘徊的人，真的经不起哪怕是一个眼神的伤害。

　　所以，我会一直留在这里，看他们有所好转地走出病房，等他们需要我时，放心地回来，即便是痛不欲生的告别，我也不会离开的。

　　福燕多次提到社会对艾滋病患者关怀不够，人们还不能克服心理障碍。正确了解艾滋病比臆想恐惧、盲目歧视要有意义得多。她希望社会能给这些患者一个宽容和理解的环境，毕竟，生命对于任何人来说，都只有惟一的一次。

　　从福燕工作了4年的艾滋病病房出来，我忘了众人“必须消消毒”的忠告。

　　病房外是渐渐来临的冬天，北京的冬天一定是寒冷而严酷的，可那又怎么样呢？冬天依旧会有温暖的阳光，依旧会有无数美丽的生命，在等待来年春天的鸟语花香。

　　防患未然小贴士：

　　怎样预防艾滋病：

　　1.避免婚前、婚外性行为。

　　2.对性行为要做出明智的、负责任的抉择。

　　3.任何性行为必须正确使用避孕套。

　　4.如果发生意外流血事件，要求助于医务人员。

　　5.杜绝一切吸毒行为。

　　6.一些日常用品，如：剃须刀、牙刷等，不要公用。

　　7.开展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

　　*注：事前、事后洗澡、冲洗阴道、服用或注射药物，都不能预防艾滋病。*另注：性接触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是艾滋病的主要传播方式。一起工作或一般生活接触不会被感染，如：握手、拥抱、同用课桌、同桌进餐、公用电话、公用办公用品、公用厕所和浴池、游泳池、钞票、门把手及蚊虫叮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