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芫

　　《女性月刊》让我谈一谈为什么写《什么都有代价》，我觉得这是一个接受检验的机会，因为我这部小说是写白领生活的，而正巧《女性月刊》的读者大多是白领。

　　但我又对这种说法感到犹豫，因为既然声称自己是写白领生活，那么就绕不开对白领生活的总体评价。就像一个人如果写军营生活，他也一定会对军营生活有总体评价，比如歌颂军人的奉献精神啦等等。这种评价即使不是表面的，也必定是包含在叙事之中的。我于是意识到声称自己“写了白领生活”是比较危险的。相对安全的说法是：我写了一个女性的恋爱故事，并且她碰巧是白领。

　　我写的这个女性叫许英姿，她是碰巧混入白领阶层的那种人。为什么说她是混入呢？因为似乎对那些出生于城市的、毕业于大学的、家里又没有什么背景的年轻女子来说，除了选择作白领，也没什么别的好选择。当然作白领也不错，最起码工作环境干净整洁，出门就打车，因此羡慕白领的人也不少。

　　许英姿就这样糊里糊涂地作了白领，过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生活。她只有一样不顺心，就是一直没有恋爱结婚。至于她为什么没有恋爱结婚，说来话就长了。简单地说，她是对于感情交流的艰巨性有特殊的体会。一想到要通过漫长的感情交流才能走到那一步，她就对恋爱产生了畏难情绪。好在她是白领，自己能养活自己，因此也并不急于嫁人。

　　当然，有生活能力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对她也是一种耽误——瞧，这就是白领女性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矛盾。一晃她就快30岁了，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认识了尹力。这个尹力不是白领，是个小老板。和所有的小老板一样，尹力有大哥大，还有辆车。车不太好，只是辆切诺基而已。重要的是：尹力喜欢许英姿。许英姿在和尹力的短暂接触中发现：有车，有大哥大是件挺好的事，对感情的顺利交流是个重要的保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许英姿这个人特别敏感，也就是疑神疑鬼，她在恋爱中必须随时知道对方在哪儿、干什么，否则她就对这份感情没有信心。有了大哥大，她就可以随时了解对方的动态。有了车，她就可以对恋人招之即来。

　　许英姿由此对金钱产生了好感，但是她认为她不是拜金主义，也不是贪婪。她觉得自己和为了金钱傍大款的女人有着本质的不同。她在办公室里宣布：我喜欢尹力，并不是喜欢他的财产的全部，而只是喜欢其中有利于沟通和交流的部分—汽车和大哥大。但是她的这种说法遭到了办公室同事们的嘲笑，说她所谓的“有利于沟通和交流的部分”相当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中的“一针一线”。

　　许英姿和尹力的恋爱故事就在办公室同事的注视下展开了。她的恋爱因为暴露在大家的视线下，所以就不再是一种私人生活，而变成了一种公众生活。我觉得这本书中对办公室环境的描写是非常有意思的，在女同事们貌似无意的闲言碎语中，白领阶层价值观的矛盾暴露无遗。

　　任何恋爱都离不开环境的影响，在与环境的对抗中，许英姿的恋爱渐渐地扭曲，渐渐地背离了她自己的初衷。再加上过分便利的沟通迅速暴露了她和尹力性格上的差异，于是她的恋爱并不像她自己乐观展望的那样：在高科技和金钱的保障下一帆风顺。

　　介绍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例子，那就是某当红女歌星和某足球运动员的恋爱。我记得女歌星就曾出语惊人地说过：“我和他的爱情是靠钱堆起来的。”何出此言呢？因为他们俩每个月的电话费就得花掉好几万块。这种观点和许英姿在爱情开始时的观点差不多。

　　这就是《什么都有代价》的故事梗概和它与白领生活的一点点联系。我在这部小说里没有刻意把白领生活写得绚丽多彩，因此可能对尚不是白领而又向往白领生活的那部分年轻读者没有吸引力。

　　我本人从88年大学毕业到96年底，一直在公司里作白领，过去常有编辑对我说：“给我们写点儿商战吧！”或者：“写点儿办公室恋情怎么样？”可是我想了又想，实在想不出我所经历过的商战。因为商战是老板的事，我所作的工作只是执行指令。就像《什么都有代价》里的主人公许英姿说的：“我只是老板的四肢的延伸。”至于办公室恋情，老板和高级主管们差不多都已婚了。年轻的男职员们，往往是我们看他们不顺眼，他们看我们也不顺眼。

　　那么，是不是白领生活在我眼里是一种不可取的生活呢？当然不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把小说取名为《什么都有代价》的原因。我们在每种生活里都能得到收益，也都要付出代价。生活的意义要靠自己去思考，去创造。对于那些渴望成为白领的年轻人来说，并不是一旦跻身于白领，生活就自动有了意义。(编辑：术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