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杰客：我的事业没有终极目标

　　杨澜背景资料：

　　1968年生于北京。1990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1990年至1994年初，主持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节目。1994年获得中国首届主持人“金话筒奖”。

　　1996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传媒硕士学位。1996年夏，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制片人莫利斯·莫米德共同制作导演《2000年那一班》纪录片。同年，与上海东方电视台联合制作的《杨澜视线》节目成功发行全国52个省市电视台，收视率在各地文艺节目中均获得不俗成绩。

　　1997年4月，应联合国副秘书长之邀，作为东亚惟一代表，出席了联合国世界媒体圆桌会议，11月又应邀出席联合国“97世界电视论坛”。

　　1997年7月，加盟凤凰卫视中文台，并于1998年1月推出访谈节目《杨澜工作室》。1998年4月，担任《百年吒咤风云录》主持。

　　1999年10月离开凤凰卫视中文台。

　　2000年起，出任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有限公司主席。

　　文/本刊记者陈海 图片提供/阳光文化

　　2001年6月，在荧屏上消失许久的杨澜重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不同的是，这次她是在自己担任老板的阳光卫视上露面的，而且重新推出《杨澜工作室》的访谈节目。从此，杨澜结束了单纯做主持人和单纯做老板的历史，也因为主持人和老板的双重身份而再次成为大众与传媒关注的焦点。

　　选择的痛苦与收获

　　1990年，杨澜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毕业后，顺利进入中央电视台并主持“正大综艺”，此后的4年内，杨澜以其独特的主持风格赢得了广泛的好评，于1994年获得中国首届主持人“金话筒奖”。这个时候，杨澜开始了影响她一生的人生抉择：放下中央电视台的“金话筒”，赴美留学。

　　为什么选择留学？杨澜这样解释：“主持人这个行当有某种吃‘青春饭’的特征，我不想走这样的一条道路。我相信，如果一个人不充实自己的话，前程将是短暂的。我后来做制片人和编导，其实都是故意去找苦受。但做到一定的阶段，各种各样的应酬和晚会没完没了，工作的重复性太强，老这样下去也学不到什么新东西，还不如停下来花几年时间踏踏实实完整充实自己，出去看一看这个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

　　刚去美国读书的时候，所有人都说杨澜傻。“试想一下，如果我去美国读书了，回来以后没有很成功，是不是所有人都说，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定。当然今天有人说，你当年是应该做那样的决定。一个人选择的时候，是完全不能控制结果的，你今天选择得对，并不保证你未来选择的还是对的。

　　一个人选择的时候，只能服从你自己心里想的事情，你对一个环境有不满意的地方，希望有突破，那一定是你内心有这样的需要，那就按照你的心告诉你的那样去做，这是对自己最负责任的事，你没有办法保证结果，就象我今天没有办法保证我四十、五十岁的时候什么样。也许有人会说，杨澜并不成功，那也没关系，我仍然相信我的选择是对的，因为我选择的是我喜欢做的事。”

　　杨澜说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挺苦的。刚去的时候，有一次，杨澜在电脑上写论文一直到凌晨两三点，当基本上完成时，结果突然死机了，所有的东西一下子都没有了，而第二天9点就要交论文。着急加上懊恼，杨澜一个人坐在宿舍里哭了半个小时，觉得在国内到哪儿都挺风光的，到这儿吃这么多苦，何必呢？自己的选择难道错了吗？

　　“但这一段时间，我就觉得艰苦的时光对于人生体验特别可贵。后来做许多人物采访的时候，我也发现了同样的道理，人容易记住艰苦的过程，而顺的事，欢乐的事则相反。人们都说，杨澜一直都挺顺的，刚毕业就进中央电视台了。其实，人生的这一课我在美国给补上了，而且恶补了3年。我在美国毕业的时候，成绩列在全年级最前面百分之五。当时那种成就感决不亚于在国内的所谓名气。”

　　开创阳光一样明媚的事业

　　1997年4月，杨澜结束在美国两年的留学生活，正式加盟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并于1998年1月推出访谈节目《杨澜工作室》，自己既是制片也担任主持人，采访了多名著名时事人物；1998年4月，主持开播的《百年吒咤风云录》，“引领观众走入过去时光，重温100年来影响历史进程人和事”，节目大受评论欢迎和赞赏。

　　1999年10月，杨澜离开凤凰卫视。“我是出于个人原因才离开凤凰台的。从最早离开《正大综艺》去美国留学，回国后又很快加盟凤凰卫视，这么一路奔波下来，我在心态和体力上实在是感到有点疲惫不堪了。经过再三权衡，我才决定暂时退下来休整休整自己。”

　　早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期间，杨澜就深感西方传媒对中国的无知与偏见，又失望地发现许多国内的专题片在制作理念与手法上陈旧，没有一些非常有效的节目让海外的人了解中国文化的优秀之处。她认识到，只有走市场的道路，以国际水平的制作打入国外主流媒体，才能打破这种局面。2000年3月，杨澜成功收购上市公司良记集团，将其更名为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控股有限公司，并于8月8日开播大中华区第一个历史人文频道——阳光卫视。

　　做历史文化和人物的节目一直是杨澜愿意做的，“有些人觉得我变换工作环境比较多，但是我要干的事情从来没有变过，做正大综艺的时候，我非常喜欢那个节目，也是因为它带有一种文化的内涵在里面，不是简单的娱乐和表演性的东西。后来在凤凰做杨澜工作室，我也喜欢做人物访谈，不单纯是新闻报道型的，而是做深入的人物的访谈和对世界的深入的探讨。

　　这和我现在做的阳光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只是我想做更大的规模，把许多和我的想法相同的人吸引到这个事业当中。当时还有一个其他的想法，因为在国外生活的时候，看到国外有这种文化主题类的频道都非常成功，无论是从社会的尊重程度，从收视率和商业的利益方面，都是非常成功的。中国的市场这么大，完全是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为什么给公司取名“阳光”？杨澜说：“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喜欢阳光明媚的天气。后来又发现，生活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们，都是沐浴在同一片阳光之下，这似乎也象征着闪耀人性光芒的文化理念，可以给普天下所有的人带来温暖和光明。但愿阳光这个名字能给自己的未来也为中华文化带来好运气。”

　　从主持人到老板的角色转换

　　从名主持人到“大老板”，杨澜的感受如何？“我真的不在意作什么老板，但我很喜欢在文化传播方面尽量施展我的特长，如果这必须借助一个公司，那么我就努力办好公司。这就是我主理阳光文化的出发点。老实说，我没有那种老板情结，只是一直追求能够长期发展的。我认为，个人生活一般来说比较舒适就可以了，没有特别奢侈的要求，讲排场呀这方面要求很少。我觉得如果钱财是用来做事情的，那么钱再多都不妨；要是不知道怎么做事情乱花钱，那是挥霍，我不属于这类非理性的人。”

　　在商界中摸滚跌爬，身为主持人的杨澜能适应这个转变过程吗？杨澜认为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不能靠情绪和感情做事情。因为主持人很多时候还是需要比较感性地考虑问题，但是在经营一个公司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非常严谨的思考问题的方式。

　　“这个转变的过程对于我来说是不容易的。比如说如果你发现了某一些员工，可能你们个人的关系非常好，但是某一项工作他不能按照预定的要求完成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就是怎么样跟人家沟通这种事情，这对于我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也在学习。”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天赋，杨澜觉得做主持人容易一点，这可能是她的天赋，而且毕竟做了11年了，不管怎么说，有一定的经验。“做公司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而且我们是香港的一家上市的公司，不仅从商业的运作上学习，法律的程序上也有很多需要学习的东西。有时候挑战也是意味着你能够有更大的提高，过去一年中我学到的东西比过去几年中加起来还多。”

　　做老板不一定就要放弃主持节目。经过酝酿，杨澜今年6月份重新推出了《杨澜工作室》访谈节目。这是一个一对一的访谈，是刚去美国做的几个访问，比如刚刚获得奥斯卡奖的作曲家谭盾，美国的前国务奥尔布莱特，做了20年美国通用公司CEO的杰克威尔奇等等，在内地也做了一系列的访问。“我希望观众能给我肯定。”

　　女人的成功是什么

　　杨澜的知名度是越来越高了。她一次又一次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因为她那非同一般的经历和永不停息的创造力。杨澜无疑是一个成功的女人，但谈到成功问题时，她并不认同女人的成功是在社会工作中体现出来的说法，她认为现在很多的成功是社会意义上的成功，比如说你做的事情能够引起多少人的关注，能够赚多少钱等等。

　　“我不久前看了一个故事，非常有启发。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美国有一个母亲，她有十个孩子，她的丈夫是一个酒鬼，每一次从工厂里赚了一点钱，马上就买酒喝了。这个母亲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养活自己十个孩子，后来她想出一个办法，六十年代的时候，美国的很多公司都举行广告词的征集活动或者诗歌比赛等等，被征集上了，能够获得25美金或者35美金的酬劳，她就依靠这样的酬劳养活了十个孩子，然后使她的孩子们在各个专业领域里取得了成绩。她去世以后，她的孩子在她的抽屉里发现了很多的诗抄和笔记。

　　这件事让我非常感动，就是一个人在贫困中仍然保持美好的思想，仍然有创造能力，有非常美好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母亲非常成功，可能绝大多数人不认为她成功，因为她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因此成功的意义是自己确定的。我认为女人具体做什么是次要的，她要能让周围的人感到一种温暖、温情和力量。在这其中她也体现出自己独立的人格、尊严和价值。”

　　杨澜认为每个人成功的关键都不一样，关键看你的基础是什么样的。如果你是一个胆怯的人，成功的关键是勇气；如果你是爱冒险的人，成功的关键可能是多听听别人的意见。这是没有一个秘诀可言的。如果你想成功的话，可能有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就是你要明白自己到底要干什么，然后才可能成功，然后失败也知道自己为什么失败。

　　2000年底，《福布斯》杂志评选杨澜为中国首富之一，位列第三十八。对此，杨澜说：首先这些名单恐怕离完全的准确和完整还差得很远，我相信在中国很多事业上非常成功的商人也好，一般的人士也好，都是比较低调的，象我这样那么高调，肯定是不好的事。但是有一点，阳光文化从开创开始能得到这样的关注，我觉得头还是开得不错的。

　　杨澜说她一生最大的目标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是做老板。“我觉得目标是一种状态，而不是一个具体的事情。我认为我对于一生的要求就是说我能够一辈子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不必要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能够达到这样一种生活状态和工作状态就是我的目标，并不是说要做到什么或者成为什么。”

　　家庭与事业同等重要

　　杨澜令人羡慕的除了事业上的成就，还有她幸福的家庭：好丈夫吴征、可爱的儿子、女儿。自从跟凤凰(卫视)提出辞职后，杨澜一直在想将来应该怎样发展，初期的观念和理念都是夫妇俩闲聊的时候，或者和朋友在一起聊起来的：

　　“吴征对我抱有信心，当初我说，公司我没办过，承担那么多人的饭碗，觉得好像没有信心。他就一直鼓励我说，其实你是有这方面潜力的，过去作制片人也作了三四年了，你安排事情还挺有条不紊的。关键管一个公司就是要找到合适的人安排到合适的位置上。然后有很好的事业的发展动力和很好的物质待遇，那么大家在一起做事情是完全可以的。不是需要你什么都懂。我觉得观念的形成和最初的鼓励是来自于他的帮助，作为夫妻俩很难确定一件事中有多少你的成份，我的成份，包括我在财务管理，公司运营方面有不懂的事情，要请教他。但有一个划分，具体每天的运作，因为他也是一个上市公司的总裁，我们在公司与公司之间的业务关系分得很清楚。”

　　杨澜说她现在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比前两年要多得多，因为现在基本上自己做公司，时间上有很大的自由度。她可以安排很多时间在家里办公，不一定都是非要坐到办公室去，有时约人谈事，可以到家里来。“作为母亲，我认为孩子任何具体的才能都是次要的，比如学钢琴、学外语……最关键的是身心的健康，他可以没有障碍地和别人交流，对任何事情以开朗活泼的性格处理，我认为这种对性格的培养是幸福最重要的方面。”

　　杨澜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之所以能够全赴精力投入到这个工作，还是因为有一个很稳定的而且是非常支持我的先生，我们有共同的理想一起来完成。虽然创业非常艰辛，有很多的风险，也有很多的压力，但是夫妻俩能够同时做一件事，并不是每一对夫妻都有的机会，所以我想，等我们年纪大的时候，回头看今天这段日子，会非常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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