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社会，你不必杀死竞争者；只需收买他。英雄主义正变得越来越抽象，我们对男人的匹夫之勇，只是一味怀旧 ，男人不知不觉放下了武器--还记得最后一个真刀真枪杀出来的英雄是谁吗？

　　夏季大片《角斗士》开始的广告庄严地宣布，"一个蛮力英雄将出现"，有谁不被这样的话所打动呢？至少在西 方的民主中，我们不应该再需要（甚至相信）英雄。然而，这个概念仍然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尤其当（正如在《角斗士 》）英雄的业绩出现在遥远的过去并且与我们这些电影院的常客生活的世界没有明显关系的时候。里德利·斯科特的电影把我 们带回到公元180年的罗马帝国时代。在那一年，伟大的哲学家皇帝马可·奥里利乌斯传位给他的羸弱的儿子科芒斯，科芒 斯在这里被描绘成那些活灵活现的皇家堕落者（尼禄，卡利古勒等暴君）之一，这些人物总是叫电影制片人和观众非同寻常地 着迷。狡猾而又荒淫的科芒斯与男人气概的人物马克西姆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这使得主人公的勇士品德在观众的眼里更加 光彩夺目。应该说，眼睛并不象通常那样观看着武士的英勇--马克西姆一直是马可·奥里利乌斯的一名将军--或白刃战技 巧。马克西姆在杀戮上的熟练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褒奖的一个品质，除了当我们正观看一个体育比赛并突然发现我们自己在 催促我们的团队"参与杀害行动"或"干掉"他们的对手的时候。甚至在一个对身体侵犯持反对态度的社会里，我们仍保留着 这些残忍的暗喻，在这个社会里，个人成就的标准不是杀人的多少而是银行的帐户。我认为，我们这样做可被看作人性永恒的 残暴的证据。

　　但我仍然想知道我们能够把暴力和英雄主义之间的想象的联系保持多长时间。几年以前，商人研究《兵法》和武 士哲学手册，但最近我没有听到更多关于它们的消息：在这个经济社会里，你不必杀死你的竞争者；你要做的就是收买他。最 后一次从一个真实武装冲突中诞生出一个大众英雄是在什么时间呢？除了家庭和朋友之外，谁能指出一个参加海湾战争或北约 巴尔干军事行动的一个赢得殊荣的士兵或飞行员呢？在这个国家和这个时间，实际上，获得战斗英雄的称号的唯一途径就是回 家并被选举进入议会；一个人现在变成一个美国公众心目中的英雄不是因为他在战场上的非常的英雄行为，而是因为他活下来 在平民生活（也就是在我们大多数人知晓或理解的唯一的一个领域）中获得了成功。尽管我们知道一些将军的名字，但我们肯 定没有把他们看作阿基里斯或赫可托尔式的英雄；在现代战争中，将军命令人们投入战斗而不是象马克西姆在《角斗士》开始 （最好的）片段中那样冲锋在前。

　　对那种体力上的勇敢，人们明显地有一个共同的怀旧感。每次当帕特里特·尤因轻盈地越上篮球场，体育作者都 激动地把他描绘成一个"斗士"；每当一位卓越的人物染上一种严重的疾病（象阿里，麦克海尔J·福克斯，鲁迪·朱利亚尼 等人），媒体都要对他"战胜"疾病的"勇气"大加赞扬。这些人所表现出的人格魅力是无可争辩的。但我认为，对这些人尚 武的赞誉揭示出的人们几乎象孩子般对勇敢的向往。

　　这可能是解释最近人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浓厚兴趣的这种文化现象的唯一途径，（电影《拯救大兵瑞恩》、 《细细的红线》，畅销书《最伟大的一代》和《我们父辈的旗帜》），可能最奇怪的，几个新版本的文学史诗出人意料地大受 欢迎：在过去的十年中，罗伯特·法格利的充满力量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版本已经卖出了数十万本，谢默斯·希尼脍 炙人口的新版《贝奥伍夫》在《纽约时代》杂志上连续几个月被列为最畅销书。那些忽视了德里克·沃尔科特、格雷厄姆、约 翰·阿什贝、W.S.默温、安妮·卡森和希尼等人最新作品的人们已经展示了一个对歌颂英雄的诗体叙事故事的渴望，那些 诗把著名的（文学上的）斗士进行了记载和歌颂。

　　《贝奥伍夫》是一个特别显著的例子，因为这部诗歌--在第一个千年的最后三个世纪的某个时间，由一个没有 流传下姓名的作者用古英语（或盎格鲁撒克逊语）写成的--迄今一直被初学英语的学生看作是一个极为枯燥的作品，没有一 个人为了兴趣而读它。多年以后，你可能还记得诗中所描写的第一次战斗（在那场战斗中，英雄杀死了一只叫格仑蒂尔的凶残 的野兽）并对战斗的结局留有些轻微的印象（最后，贝奥伍尔夫杀死了格仑蒂尔的凶猛狂暴的母亲并--几十年以后，在他的 老年时代--以他生命的代价杀死一个相当大的龙）。但你不可能记得阅读那些令人激动的遭遇描写有什么趣味，更不用说冗 长的描述性段落、战后轶事以及几次战斗间的战斗精神的说教了。

　　希尼的《贝奥伍尔夫》讲述了一个血腥的故事，尽管使用的是尖刻而美丽的语言，这种语言兼顾了诗歌故事的野 蛮性和原始盎格鲁撒克逊诗篇的参差不齐的、头韵体的奇妙性（这被印在他的现代英语版本的旁边）。听一下这些摘自描写贝 奥伍尔夫与格仑蒂尔搏斗的句子：

　　强大和灵敏

　　海蒂拉克的同族（贝奥伍夫）正机警地观察着

　　怪物将要发起的第一个动作。

　　怪物并没有让他久等

　　它突然发起攻击；

　　它抓住并撕咬一个坐在长凳上的男人，

　　咬碎他的骨头，喝干他的血

　　一块一块地吞吃了他，

　　吃掉了手和脚，

　　然后留下无生命的肢体。

　　这个生动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极大地光大了英雄的形象：任何象这些人一样赢得战斗胜利的人都应该被看作一 个伟大的人，人们应该创作一首伟大的、经久不衰的歌来纪念他。

　　事实上，我们最近对武士英雄的迷恋并不意味着我们是史诗的最易感动的读者。我们感到《伊利亚特》、《奥赛 德》和《贝奥伍夫》的英雄价值好象来自天外的世界。那就是吸引我们的地方；他们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如此的不同。值得记 住的是，当希腊、罗马和贝奥伍尔夫时代的史诗作者歌颂过去的英雄的时候，他们也是在歌颂他们自己文化的基本世界观；如 果说在过去的英雄的价值和诗人的读者的价值之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只是程度的不同，而没有什么本质差别。对于诗人和他 们的读者来说，战斗是一个不可争辩的生存条件，暴力是通向光荣的一个途径，最残忍的斗士成为被模仿和被羡慕的男人。我 有把握地认为，在组成今天的图书和电影主要观众的中产阶级人士中，有相当少的人会抱有同样的看法；我们大部分人甚至不 想看到这种人。

　　对于我们来说，战斗中表现的体力英雄主义纯粹是娱乐、一个对生活的逃避，而不是一个生活的榜样。换句话说 ，史诗般的英雄主义现在是一个幻想的形式--至少对我们成年人来说是那样，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场合和别的场合很少看到英 雄主义，我们知道勇敢在我们的社会中已不再是一个财富。我想，要忠实地反映史诗的价值，需要坚定不移地回归到一个单纯 状态和象孩子一样对武力美德的崇拜。史诗的暴力英雄主义盛行在我们所认为是低层次的文化层面里，这不是偶然的，象喜剧 书、卡通、香港式的动作片--它们都是针对年青人和相对幼稚的观众的。

　　本世纪唯一以史诗为主要内容的艺术形式是最年轻一个：电影，这也不是偶然的。电影的先驱者（正如D.W. 格里菲斯和埃布尔·干斯）是那样热衷于把史诗搬上银幕，正象现代主义诗人断然拒绝了英雄颂歌的宏大的、外向的风格而追 求讽刺和自我意识风格一样。在电影的早期时代，象格里菲斯的《国家的诞生》、《不可忍耐》、《暴风雨的孤儿》和干斯的 《拿破仑》这些电影渴求着一个感觉的直接性和一个哲学上的朴素，这正是更古老的艺术形式所一直想超越的东西。也许，开 拓一个新领域和掌握一种新的艺术的奋斗精神使电影制作者感到与古老世界的那些无畏的、勇猛的英雄有某种密切关系。

　　可能，这恰恰是努力表现运动世界的一个回归，这个世界在激励艺术家重新探索史诗的生命力。也许，经历了一 次世界大战的现代恐怖之后，观众感到对古老朴素的英勇与力量的真实有一种神秘的渴望。无论何种原因，电影在二十世纪过 于沉重的意识中不可能再消弱人们对自然世界的快乐与恐惧的孩子般的好奇心。它们中最优秀的应该被称为诗歌。新奇的感觉 逐渐减弱，这使得格里菲斯和干斯的新时代美学开始从银幕上消失。在真实的世界里，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使力量的理想化 看着更令人厌恶；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英雄和一个暴徒之间的差异可能过于微小而显得无意义。在好莱坞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制作的战争片中，我们的一方明显的打赢了，那仅仅因为我们是更好的人：似乎与军事优势没有必然联系。

　　在战争期间制作的关于二战的所有美国电影中，唯一接近史诗情形的是一个由战争部制作的半小时的记录片，这 部影片名叫《圣·彼德罗》。这部影片由约翰·休斯顿制导，它记录了1943年发生在意大利的一次小的战斗：一个美军步 兵团攻占了一个由敌方占领的农庄。在它的令人吃惊的熟悉的形象和它的机智的、沉郁的叙述之间，在有限的时间里，《圣·彼 德罗》象本世纪的任何电影一样提供了一个丰富的战争画面：观众不仅感到了战斗的可怕的混乱，而且也理解了攻击的诡秘和 战术、战士的牺牲、绝望的村民、战斗的结果以及战后的生活状况。画面是明晰的、阴沉和鼓舞人心的，就象《伊利亚特》中 的一个章节。

　　《圣·彼德罗》的例子是有趣的，因为这个作品与史诗的传统有着相似的地方。在感知的意义上，没有一部真正 的史诗缺少惨烈的战斗场面（如果没有，人物英雄主义将大打折扣）。这不是史诗的唯一的判别标准，但却是一个基本标准。 在这个领域中，《角斗士》和其他自称为电影"史诗"的作品存在着严重的不足。我知道说这话听起来有些荒谬，但电影中的 暴力不够"充足"。斯科特在影片中安排了大量的叮当声和咕哝声，但他奇怪地对竞技场上的屠杀的视觉细节采取了暧昧的处 理方法，用迅速的砍杀动作模糊了它们，其余留给我们自己去想象。尽管《角斗士》偶尔试图使用罗马大剧场上的血腥的竞技 作为一个媒介来评论我们的文化把暴力当作娱乐倾向，电影缺少以另一种方式描绘它的勇气并由此冒着困惑和激怒观众的风险 。

　　好莱坞总是使用史诗作为"大"的一个想象的同义词：任何时间长的、花费巨大的和以一个遥远的历史时代为背 景的影片都被冠以"史诗"，无论电影可能是多么的缺少生动性和想象力。我们没有理由为此而抱怨；这个术语一直就脱离它 最初的意思。尽管，对我有趣的是这样一个可能性：史诗的最初的精神现在对于我们如此陌生以致它真正叫人无法理解。那些 喜欢把暴力作为一个冷酷的复仇幻想的人也不能说是理解了史诗的意义；那些不承认暴力是一种自然状态的人可能更少理解它 。如果体力上的勇敢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一个暗喻的话（或仅仅表明是一个固执的冒险活动的冲动，象登山和漂流）， 那么它注定最终将不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由此终止了世界上战斗的可能性。一个英雄将出现吗？从晦暗的、遥远的回忆里， 我感到迷茫。

　　我敢肯定地说，我们的英雄主义思想正变得越来越抽象、越来越缺少具体内容。当我在DVD机上再一次播放《 伊利亚特》和《疯狂的一群》的时候，我感到了某些我需要但却不能领会的东西。维吉尔用三个词（在文学中是最著名的）作 为《埃涅伊德》的开头，这三个词表达了史诗的纯正的本质：我歌唱武器和男人。对于电影提供给我们作为娱乐的武器和男人 的所有画面来说，所配的音乐依然是晦涩难懂的。它是震颤的，但却是听不惯的。它恰恰不是我们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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