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晓煜：余华，你刚才提到你们始终走在文学的前面，“前面”指的是什么？

　　 余华：我们是真诚的。当我们最早写小说的时候，对当时现存的文学不满意。那时除了莫言、马原、残雪，还有更早的张承志、韩少功、王蒙、汪曾祺等以外，大部分的文学作品在叙述上和中学生作文一样，而我们则用我们认为最真实的表达方式，我们用离事物很远的描述来写作。现在这种方式已成为一种传统，所有的人在用这种方式，有的人写文章说自己是先锋派，我知道他们的先锋是什么内容，他们什么都没有。

　　我们还在往前走，例如我现在采用一种最简洁的手段写作。我现在的叙述离事物最近，仿佛贴在上边。我最近写了短篇小说《我没有自己的名字》和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我寻找到一种最单纯的方式，这种方式主要来源于我对巴赫音乐的喜欢。他的《马太：受难曲》有3个多小时，却只有一首歌的旋律。我反复听，寻找到了一种最伟大的叙述，就是用最单纯的手法写出最丰富的作品，这个力量震撼人心。

　　最近我看到，格非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他追求一种简洁明了的叙述方式。苏童也在文章里谈到，单纯是最高贵的。几年来我们经历了各自写作的高潮和低潮，现在想法还是那么相似，这让我感到很高兴。

　　80年代，我们把一种语言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并且我们的语言还是很真诚的。现在我们正在慢慢放弃这种语言，而有的人直接拿过来用，写一些很脏的东西，我觉得他们是对先锋派的污辱。

　　假如你让我举例的话，我认为今天的先锋派还是那么几个人，还应该加进王朔、莫言、刘震云、王安忆、张承志、史铁生、韩少功。

　　“文化大革命”以后，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到先锋文学，划了一个句号。这个句号表明，中国已经有文学了。先锋派就是那些走在时代最前面的人，有些人很快会被人忘掉的，时代会有偏见，但历史是公正的。

　　许：写作技巧在你的写作中占什么位置？

　　余：技巧就是一种表达，是作家阅读、生活和思维训练的一种积累。一个作家自身的素养和才华决定了他如何使用他的技巧。

　　许：在写什么上你是怎么考虑的？在你的一些作品中，充满了暴力和死亡……

　　余：那是我的早期作品，有各种原因。一方面那时我比较偏激，我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开始写小说，对整个中国文学不屑一顾。在南方的那个小县城里，谁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我的邻居只知道我是一个书呆子，家里有很多书，经常不出来。我心高气傲，经常在家里挥挥手把整个中国文学给否定了。我现在回忆起来，我当初想写的一篇小说的题目叫《反面》，后来没有写。它表达了我那时写死亡写暴力的倾向。1985、1986年中国文学还是主流派的天下，韩少功、莫言的写作都是在小圈子里叫好。我感觉大部分的人都在关心事物的正面，而我带着关心事物反面的愿望，写了许多死亡、暴力，用如此残忍、冷酷的方式去写，在中国作家里还没有。

　　到了今天，我觉得正反两面都不存在了。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文学，我们的作家都解决了这个问题。

　　许：我很想知道，你的童年是怎样的？

　　余：我的童年和后来的写作还是有关系。我的童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我读小学一年级，“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中学毕业。父母都是医生，家庭相对比较稳定。在“文化大革命”中可以感受到对于孩子的那种恐怖。到了少年时期，我没有书看，整天在大街上看大字报，到了70年代，“文化大革命”后期，大字报都是人身攻击，有些是很下流、黄色的，很好看，里面有故事，我的最早的文学启蒙是从那来的。

　　我的家在医院，对门就是太平间，隔一两天就死人，我是在哭声里长大的。

　　许：《在细雨中呼喊》中，那个孩子是你吗？

　　余：那个孩子代表了我的许多童年感受，但是没有一个作家能够把他的童年真正写出来，哪怕是自传的话，也有一半的虚构。当一个人今天在回忆的时候，今天的成分已经加进了很多，不可能客观地还原。尤其是写小说，虚构的成分就更多。但是我想，那只眼睛所看到的，是今天我认为孩子所能看到的。

　　许：你对家族的描述是不是很热衷？

　　余：你的问题使我想到我确实写了一个个家庭。也许我一生都无法摆脱这个，也许到以后写很大的场面，30万字、40万字，一个家庭包容不下了。

　　许：现在你在文坛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我记得你在一篇文章里谈到，“愤怒消失了”。

　　余：可能是这样。但是我在文坛的地位在1987、1988年时就确立了，但那时是在小圈子里。我记得我和格非第一次见面，我们在一起说，今后我们发稿不成问题了。那时候，我们的书只印两三千册，出版社赔钱出。后来有了第二渠道，特别是新闻界的介入，救了我们。

　　还有一方面是年龄的变化。一个人不能一辈子都关心杀人放火啊。我记得很清楚，我写那些小说时，我做过好几次梦，有一次我梦见我被枪毙了；还有一次梦见我杀了人，梦里杀人过程没有，只记得公安局来抓我，我到处躲藏。那时一写小说就是暴力，真的受不了，都快到崩溃的地步。每晚都是噩梦，吓出一身冷汗。我发现我再也不能写暴力了。1988年我开始写得少了，1990年基本上没有了，但是我那种冷酷保留了下来。

　　我以为一个作家要保持两种激情，一个是冷酷，你必须把人物放在某一个位置，虽然你于心不忍。有时候我很难受，但作品要求我这样做。另一个是作家要对人物充满了感情，你要爱你笔下所有的人，特别是主人公，你必须深深地爱着他，这样的作家才能写出激动人心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