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代所有人都在忙忙碌碌，他们找寻着新的位置不同的是：有人重新确立起来，有人却在迷茫中失去了自我--陈果。

　　去香港采访本届电影金像奖的时候，将好几个导演写在了黑名单上。杜可风、徐克、三次赢得金像奖最佳导演的方育平(王家卫的纪录是两次)……陈果在黑名单中位列第一。结果只在4月27日逮住了刚刚从美国回来的陈果。

　　4月29日晚，陈果的《榴飘飘》捧走了金像奖的两个奖杯。虽然他没有拿到最渴望的最佳导演奖，但能在李安和王家卫两部大片参与角逐的赛事中取得这样的成绩，已经很让那些票房很好的新人垂涎了。资深副导演

陈果作品：

    

　　香港三部曲之三：《细路祥》　　新片：《榴　飘飘》

            

　　　香港三部曲之一：《香港制造》　　香港三部曲之二：《去年烟花特别多》

　　问：这次去美国做什么？

　　陈：我的新片《香港有个好莱坞》有一些特技要做，就跑去好莱坞，看看他们的价钱怎么样。已经谈得差不多了。

　　问：有人称你为资深副导演，你对这个称呼怎么理解？

　　陈：真的是资深了，十几年了。我真正入电影这一行是1981年，那时我19岁。第一部片子是跟唐季明，叫《杀出西营盘》，没拍完我就走了。香港有句话叫“老”，就是“老屁股”，干了十几年。实际上副导演我也就做了五六年左右，其间还做过助理制片、助理导演、策划等等，都还做得不错，在行内有点名气。

　　问：你跟这些导演主要是做商业片吧。

　　陈：当时香港没有分艺术片和商业片，现在也没有分，实际上就是一些主流电影。

　　问：从那些导演身上你学到了什么？

　　陈：我跟的导演挺多的，唐季明、黄志强、成龙、洪金宝、张坚庭、区丁平、于仁泰、麦当雄、黎大伟等等，从每个人身上学到的东西也不一样，主要是学他们各自的专长。张坚庭很善于处理小人物的幽默感，有点像美国的伍迪·艾伦，他拍喜剧，拍小人物的小品非常好；成龙、洪金宝的特长是动作片，我就学他的动作的处理；麦当雄和黎大伟是写实派的，李修贤是警匪片，于仁泰是鬼片。我从每个人身上都学到一点东西。

　　问：在娱乐色彩占绝对优势的香港电影中，你的电影显得比较另类，如果你一直存心拍这样的电影，又为什么跟那些人做了那么久？

　　陈：当时是没有开窍。也有时机的问题。有时也想，我们为什么不早十年做。不可能。八十年代是香港电影最发达最红火的时候，你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去想，每天都在做，你的工作就是拍戏拍戏，赚钱赚钱。陈果制造

　　问：《去年烟花特别多》曾经想过用刘德华，后来为什么没成？

　　陈：这件事他自己也想得很清楚，他也想演。但后来他对我说，如果你找我一个职业演员来演，出来后可能对整个电影会有一定的破坏性。这部片子的风格是从《香港制造》延续过来，就是用非专业演员，当时已经有五六个非职业演员，加进一个职业演员会比较别扭。所以我想，还是让它继续非专业吧。

　　问：今后有没有可能起用大牌明星？

　　陈：以后会有。因为我现在不敢拍那种主流电影，因为一拍主流电影，我整个人的方向都要改。如果我拍主流，我就没有时间拍我自己想拍的电影了。我现在是尽量把我手上想拍的东西拍完。

　　问：《香港制造》最后的票房是多少？

　　陈：200多万港币。一个50万的制作，算很好了。

　　问：只有50万的投资，这笔钱你是怎么精打细算的？

　　陈：哇，很惨的。主要是用来租机器，演员，和冲印费用，胶卷都是免费的，用的全部是过期的胶片，人家不要的，拿给我，我就去拍。胶片就省了十好几万。

　　问：你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香港制造》无论电影本身还是拍摄行为都非常的反建制。在香港这样一个文化环境里，敢这样做的人非常少，你怎么会有这个自信这样去做？

　　陈：有很多客观因素。拍完最初的两部电影后我就想，他妈的拍主流电影怎么这么痛苦啊，又要沟通又要面对老板的脸孔，整个过程很痛苦，不过瘾。当时就发誓，如果再有机会，一定要自己写剧本。还有就是看到这么多同辈或者同期的都上来做导演，这种滋味并不好。到了1995年底，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就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推动我去做，一定要自己写自己拍，而且“九七”问题没有人做，我来做；而且刘德华剩了很多过期胶片给我，我就用它们来拍；还有就是电影诞生一百周年……我相信这个剧本非常好。当时行内有人看了剧本说，你可以找老板投资嘛，不用自己筹资弄得那么辛苦。我说，不用。因为我知道游戏规则，如果有投资人加入的话，一定会说这里改一改，或者说这个角色找谁演，那样我就变成傀儡了。拍的时候只有五个人，我们想怎么拍就怎么拍。当时这个行为基本上就是反体制了。

　　问：《香港制造》在金马奖和香港电影金像奖都得了大奖，这以后你的拍摄资金是不是已经完全不成问题？

　　陈：只要做主流，资金完全没有问题。我做了太久的主流电影，我知道站在老板的立场上，他一定会有市场的忧虑，他考虑的问题一定会很多，他考虑得太多的时候你就会烦恼。我自己拍的时候，只是左脑和右脑之间的挣扎。

　　问：那些做主流电影的人对你的作品评价如何？

　　陈：评价蛮高。所以我现在已经可以为所欲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问：你认为自己的作品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香港的现实？

　　陈：可以说百分之八九十吧。里边一定会有戏剧性，但整体来讲，我的片子里发生的事情都是一种真实情况的投影，不是乱造的。以我个人的力量，能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很骄傲。比如“九七”这样一种大的历史事件，基本上没有一部主流电影涉及，但我们这样小得不能再小的公司却做了这个题材，其实是非常难的。

　　问：但“九七”这样的大事跟一般的事件不一样，它关系到每一个人、每一个角落未来的命运走向，但主流电影没有去面对它。

　　陈：我的三部电影加起来只是一个过程，也没有很深入地挖掘出一些很历史的东西。《香港制造》九五年筹备，九六年拍，当时一些青年人不像成年人那么忧虑，只是说，喔，来了。但很多成年人很忧虑。那部电影其实就是我当时的一种感觉，拍出了当时年轻人的无方向或者无奈。《去年烟花特别多》又不一样，回归以后，恰好赶上金融危机，九八年香港突然从最高峰跌，跌，跌，跌到最低谷。股票市场、经济转型、失业，整个情况演变成香港从未有过的低潮，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越来越疏远。当时我就是想做这种东西，于是想出这样一个故事。这种东西香港没有电影探讨过。

　　问：有人说《去年烟花特别多》做得太刻意了，比如说把这些人物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然后给他们安排一个比较悲剧的命运。会不会太戏剧性了？

　　陈：是有些戏剧性。因为这部片子是主流电影公司投资的，想在商业上得到一些回报。里边有退伍军人打劫银行的细节，当时确实有退伍军人打劫银行，但里边的戏剧性一定得要，如果没有这个戏剧性，老老实实拍一部很写实的电影的话，出来的效果不会是这个样子。我的电影是半写实的。我希望我的电影有一种电影感，它需要很多影像。《榴飘飘》

　　问：《榴飘飘》为什么想到要用秦海璐？

　　陈：香港一些影评人说这是我最成熟的作品。其实他们想错了。可能他们期待我以后的电影都是很成熟的电影，我说，我怎么会成熟？我拍每一部电影都像走钢丝一样。其实我也不想去成熟，太成熟了做的东西就没有那种冲劲了。他们可以说《榴飘飘》很成熟，但并不代表我以后的作品一定会很成熟。我觉得那样不好，不好玩。《榴飘飘》与我其他电影最不一样的是它没有剧本。如果只拍一个北妹在香港做妓女的故事的话，那只是一个猎奇片。后来我在北京和上海找演员，找来找去，在北京认识了秦海璐。她从小学了八年京剧，然后来北京读中戏。我一下子觉得有戏了，啊，中戏的背景。恰好我们认识的很多在香港的大陆的女孩子，她们以前也是有专业的，有的是运动员，有些是游水健将，有些是舞蹈演员。你学过十年舞蹈，结果来香港做妓女！这对香港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我把这个细节用到影片里去了。

　　《南方周末》有个影迷写《榴飘飘》，写得很好，他说陈果拍这部电影，我看他不像香港人。他猜对了，小时候我是在海南岛出生的，十一二岁才移民到香港，所以对内地的东西并不陌生，这也就是我们说的“童年记忆”，这种东西是跑不了的。当我跟秦海璐回家的时候，感觉就来了。有些大陆导演拍这类电影拍得很闷。我如何拍得不闷？这是一个悲惨的女孩的故事，如何拍出一种青春的感觉？这反而是我最想要的，所以你在整个电影没有看到悲伤，看似最不悲伤的东西反而是最悲伤的。

　　问：你处理得很冷漠。

　　陈：因为我不想重复别人做过太多次的事情。

　　我们在香港和深圳采访了很多这样的女孩。很多女孩回去都是衣锦还乡，她们真的很悲惨，最惨的是没有人知道她们在这边干什么。在这边做得半死，回去还要装得没事人一样，因为每个人都要面子。这不是燕子一个人的故事，这是当下很多中国女孩的故事。

　　问：秦海璐是中戏的学生，拍片过程中她的表演是不是受到你的控制？因为我们看到这部戏中，演的成分被压到了最低的限度。

　　陈：我们偷拍了很多旺角的妓女，做了一些纪录片给她看，还带她去旺角，去深圳的二奶村走了一个晚上，尽量给她灌输一种真实的概念，因为她现在是北京城里的女孩子，没有那么多经历。最初一两天她演的味道比较重，可能是受到学校教学观念的影响，所以当她跟一些完全没有演过戏的女孩一起演的时候，会出现一种情况她会带戏，下意识地做很多小动作。我就告诉她在戏里不要故意去做。后来她就明白了，我们要的不是演戏，要的是你跟整个环境，跟你身边的人有一种沟通。

　　问：香港观众会不会很失望？因为这是一部关于妓女的片子，他们会怀有一种期待，但里边其实并没有多少“刺激”的镜头。

　　陈：不会。现在看我电影的人是比较固定的那么一帮人。其实我的电影也不是以香港市场为主，如果以香港电影市场为主就会不一样了。

　　问：《榴飘飘》的票房怎么样？

　　陈：不是很多，五十几万，上了五家戏院，放了五个星期左右。

　　问：基本上持平？

　　陈：当然，要是亏本我就不能做了。我已经不考虑香港市场了。当人们给了我一个商标以后，很多人就不进影院，不看我的电影了。看我电影的还是比较忠诚的一批人。

　　问：有没有哪个明星特别喜欢看你的电影？

　　陈：基本上我的电影是比较好看，比较耐看的，我的电影不是所谓的艺术片，我想拍的是与观众有沟通的电影。我特别留意了，上半段的时候，他们在戏院里笑得要死，后半段有些年轻人就顶不住了，尤其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就不想看了，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大陆片。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我要讨好他们，去把整个故事改了的话，那它就不是现在这部电影了。面对主流

　　问：有人说你现在每年都在拍，资金也越来越大，你已经成为主流导演了，你认为是这样吗？

　　陈：我还不算主流导演。其实我拍的电影是完全不符合香港主流电影的那种要求的：一定要在票房上如何如何，一定要有明星，一定要在制作上怎么怎么样，基本上没有。我走的还是一种比较个人的路线，我的社会性比较强。但将来还有没有这种社会性？我不知道。也许下次我要讲点别的。我不抗拒主流，因为我是从主流电影成长过来的。主流电影拍得好，也是好电影。

　　问：也就是说你将来还是有可能去拍纯粹的娱乐片？

　　陈：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找我了，我也不知道推了多少了。一些投资者要求你在各种影展上拿奖，但你要有目的地去做，恐怕不会做得很过瘾。影展好像很高尚，实际上很商业。陈果眼中的香港电影

　　问：你对香港电影的现状怎么看？

　　陈：没有人能做大救星去救这个市场。新的导演接不上来，他们没有自己的个性，这是非常令人失望的。反观韩国电影，为什么这么好，那些新导演的作品为什么这么具有震撼力，别说好过香港的新导演，甚至比我们的老导演还要好。如果香港电影再这样走下去，也许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这个“乱世”会出一些更好的人，或者自生自灭，要不就是还由现在的这帮人控制局面，每年的金像奖来来去去就是这些人，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

　　问：你刚才提到导演青黄不接的问题。你对张曼玉、周润发、梁家辉等之后起来的这帮偶像怎么看？

　　陈：其实你没看过周润发、张曼玉他们以前的电影。要是你看了，你会惊讶：啊，他们以前是这样子的？香港是一个高消费的城市，没钱你生活不了，所以他们都是乱接戏，能从一百部或者十部里边接到一部好的，就已经成功了。张曼玉、周润发，他们以前真的是没有选择，什么戏都拍。周润发在电视剧《上海滩》时多红啊，但他在《英雄本色》前拍了多少电影啊，一直是票房毒药。张曼玉之前也拍过很多烂电影，甚至王晶的很多片子她也拍。但是拍王家卫的电影把她整个人的层次大大提升了。但很多演员没有这个机会。张曼玉现在好一点，她会选择一些片子。梁朝伟还是那样，拍很多烂片。外国人有时会说，这么好的演员怎么跑去拍那么烂的片子。他们不理解香港的文化，香港演员是只要有钱我无所谓，我一年只要拍一部好的片子已经足够，拍五部烂片也无所谓，因为那五部是用来赚钱的。周润发有一句名言，只要有机会你就去做，别理那个角色怎么样，只要你拍了一部好片子，就会把你以前的缺点全部洗掉。年轻演员中，我觉得谢霆锋是最好的，但是他没有碰到一个特好的剧本。如果碰到一个好剧本，他整个人又会不一样。

　　本报特派记者 杨子 本报记者 方迎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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