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旅程

　　旅行访问从1999年1月1日开始，12月31日正式结束。历时整整一年。在4.6万公里的行程之中，在城市、港口、农场、县城、乡村、油田、牧区、林场、煤矿、工厂和边境，在长途车上、茶馆和路边，我找到了那些敞开胸怀向我倾诉的人。

　　我访问的这些人，只有他们的亲人和邻居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生活在底层，他们不曾对谁说起过自己的故事，如果没有人询问，他们可能永远不会提到这些故事。然而，他们坚强，他们有智慧，他们口齿清晰。

　　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职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谋生，歌舞厅的乐手、律师、打工仔、农垦工人、推销员、老红卫兵、乘警、村干部、占卜师、导游、促销小姐、牧师、铁匠、民间艺人、青藏公路司机、坐台小姐、民歌手、劳动模范、僧人、猎户、烟贩子、老八路、修自行车的人、性学专家、边防武警、孤寡老人、渔民———他们是一个真实的民间，他们是昭然若揭的秘密。　　　———关山

　　我感谢这个时代，它使得人们不必过多地担心受怕，能够有机会从容地表达自己———关山

　　前天下午4∶00，见关山。在那之前，我读完了他的书。结果从那一刻起，他的文字就在我脑海中回转不休。

　　我选择了中旅大厦三层的酒吧，那里在下午少有人声，但却看得见夕阳。打开采访机的一刻，我想起关山曾在三亚大东海岸边采访来自四川、每晚要去歌舞厅演奏的34岁中学教师，他写到：“我在为他的故事录音时，把海浪的声音也录了下来。”

　　不开口时俨然大学新生模样的关山坐在对面，有些累了，轻轻靠在窗沿。窗外是三元桥车水马龙，霓虹的灯影在他脸上明灭，提醒我都市万丈红尘就在咫尺之外。可我，却在想他在黑龙江伊春林区听76岁老猎户诉说北方往事的情景，那一刻，他写：“钟声响起，山风落下。”

　　这是第一次，我来写一个人，却觉得自己写下的每个字都那么多余。

　　行走，为心灵，为成长

　　记者：现在有一个新鲜出炉的概念叫“行走文学”。

　　关山：我不太喜欢这个概念，“行走文学”好像是为文学而行走。这跟我的观念是完全相悖的。

　　记者：那你为什么走，为心灵？

　　关山：对，是为了自己的成长。旅行本身可以有很多成果，比如这本书里我从拉萨回格尔木路上遇到的那个湖南农业大学的大学生，就为了跟自己的那种懦弱做斗争，所以他要来一趟西藏。我就觉得特别可爱，这么一段旅程对他以后心灵的影响可能是最重要的。其实我也一样，我写这本书，无非是因为我有写作的这种表达方式，而不一定所有人都有写作的这种表达方式就是了。

　　记者：那你觉得这个旅程对你有什么样的改变？

　　关山：我觉得一个人的成长是需要一个过程的，20岁的人想不到30岁人的事儿，你需要时间来熬。但是你也可以主动加速这个成长，比如说你可以走出去。我们的上一辈儿人，老三届那拨儿人他们后来为什么那么有能量，他们那种“扛”，他们的社会承受力为什么那么强，他们是被动地接受了一段儿教育，我们，我觉得是可以主动去做的。

　　我从前的意识中的一些方向是对的，就比如说我觉得要为民间写作，要听更多人说话，要争得一个人大声说话的权利。我们都认定的那些原则，就是说尊严、公正、没有欺瞒、没有歧视、没有优越感，我为之努力的这些东西我在这个过程中我慢慢使它强化，使它变得越来越结实，就是这种改变。

　　当然具体到技术上的变化也有，比如说我的写作就有了干货，我至少知道一个家里边天旱少雨的农村人他是怎么样说话，他天天担忧的是什么，什么事儿让他高兴。我也知道一个下岗工人他的经济到底窘迫到什么程度，或者说一个坐台小姐她可以讲我们媒介上没有或者书里边没有说到的真正的她背后的那些东西，我都知道了，多多少少地知道了。虽然我知道的只是一些皮毛，少量的东西，但我比以前知道得要多，就是这种状态。

　　我们其实都是底层

　　记者：你的书在封面上印着“倾听当代中国底层最真实的声音”。有人就说，怎么觉得“底层”现在好像也快成了一块招牌了。

　　关山：我这个“底层”概念完全跟那个不是一种。我觉得底层的概念很大，我们其实都是底层，挣命的人，你每天为了柴米油盐或者说是稍微好一点儿的，奢侈的那种东西，你发愁没钱买它，你正当地生活，你比较地循规蹈矩，天天为小孩的未来发愁，这种，我觉得都是底层人民。不是说破衣褴衫，然后照点儿比较变形的照片来的那些人才是底层。我的父母，我们，生活本身就是在底层。我不是说我是一个在底层之外的人，我是一个普通劳动者，我靠写字儿来谋生，这种谋生还比较艰苦，它没有更多的富裕的东西来使我一夜暴富或者怎么样，我也不想不择手段地去挣钱，这种状态下，我自己本身就是他们的一员。我写这些，提到底层这个概念是为了有一个立场存在。我认为写作一定要有一个立场，我想可能用“民间”这两个字更准确一点。

　　记者：唔，我喜欢这两个字。我还想过，关山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行为艺术呀？

　　关山：是有人这么说。其实，这不能叫艺术，这是一件事儿，不是一个作品。这书不是一个行为艺术的作品。我不喜欢总结，比如说总结到哪个层面上去，这我觉得不好。它们就是故事，它感动你，就很好，这种状态。我也是，我没有太多地去给它界定这样那样，就是一个故事，我怎么认识他，他讲了什么。

　　真正的力量在民间

　　记者：我的一个朋友看到这本书，他说：“底层的声音有必要听吗？话语权不在他们那儿。他们是一些位卑言轻的人，真正推动这个社会往前走的、有用的人不是这些人，是一些中产阶级。”

　　关山：所谓“精英理论”、“中产阶级拥有话语权利”这是毫无疑问的。他这个话也有一定的道理。现实也的确如此。但是从更大的历史观，你如果站得更高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人民群众还是领导社会最重要的力量，因为它是基座。没有基座就不存在中产阶级，不存在精英。

　　记者：我有个感觉，通过你还有你记录的这些人，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慨，就是“真正的力量在民间”。一如你说的：“他们坚强，他们有智慧，他们口齿清晰。”比如那个杭州古董商，他说到那张当年反清团体的照片：“能看出来当时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是什么样的，他们是给刀就能杀人，给笔就能写文章。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那是一种精神，对人生的看法是‘我还能再来，我今天输给你不要紧，咱们回头见！’我们现在的精神境界是怎么样的？我们怎么样看待死亡？”

　　关山：他是一个有很好的文化素养的人，但是也有没有什么文化的人(按我们对文化的这种界定)，他们有自己的逻辑，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根本不次于所谓主流社会中抛头露面的人。他们非常清楚，他们的比喻都很生动、形象、鲜活。这不是一个智力差别的问题，这个东西非常可贵。他们会有非常高层次的觉悟，他们一点儿都不傻。他们每个人都是我的老师。我跟他们每个人聊的时候，他们不光使我得到他们领域内的知识，同时使我得到他作为一个人的很多知识，他是怎么生活的，他的生活观是什么，他给我很多参考。

　　记者：你写到春天的成都的红星路上那个摆摊卖字的人，会说“事到盛时需谨慎，境到逆处要从容”，他大概是你刚才那段话一个好例子。

　　关山：他不错的，他很清楚。他会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他还知道梵高，你怎么能想象一个衣衫褴褛、头发乱七八糟在街上摆摊、从农村来的人会知道梵高？

　　书是对倾诉唯一的报答

　　记者：面对这些向你倾诉的人，你自己是什么状态，比如面对那个被遗忘的成都知青唐大姐，她的故事我哭得读不下去，面对她的时候你流眼泪吗？

　　关山：我不流眼泪，很多时候我很想流眼泪，但更强烈的感动是要写的感动。我觉得最主要的东西是要赶快把它记录下来。听唐大姐谈我真实的情绪是很紧张，我这种紧张状态，第一个是不知道该怎么劝她，第二个我害怕她再说下去，我不知道她还会说出什么东西来。就是有人向你说出一个非常残酷的事情的时候，这个东西让你感到惊惧。你会觉得自己非常的无力，很多人问过我：“你是否能帮助我什么？”我必须告诉他我帮助不了他任何东西。真是不能帮助他们什么。而是这些人他们在跟我倾诉，所有人都在帮助我，帮助我完成这件事。

　　所以刚才见到新华书店的人，我说：“这是我第一本书，书虽然是我写的，但我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在路上的时候有很多知道这件事的人都说很想看到它，请大家帮助我让他们看到。”这不是一个措辞，它是心里话。

　　我现在之所以这么努力地参与宣传，就是想让很多人看到这本书。那些在路上相逢的人，有些人有地址的我会给他们寄去，可也有没有地址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人。他们既然表示了想看到这本书，我就希望有一天他们看到。我曾经把这部书稿整个看过一遍，那一次我特别感动，我感动这些人的故事。那个时候我就想，我还是做了一件有价值的事儿。

　　采写／本报记者吴菲

　　摄影／本报记者王卫

　　关山：1970年生于西安。1993年中央戏剧学院毕业。1999年全国自费旅行访问。访问结果终成一书———《一路奔走》，2001年1月15日全面上市。